中国佛教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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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文化论文

　　一、前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悠远而灿烂的历史，它于公元前六世纪晚期产生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群众基础深厚的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佛教的许多佛理都与中华文化中的儒家、道家文化相似，在不断的矛盾冲击和辩论结合下，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广，是无法估量的，传统思想、文学、艺术、语言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有了积极的发展和进步。

　　二、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佛教各宗派学说，经过长期研究及广泛的弘扬，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朝，盛行于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国哲学思想盛极一时。到了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儒学盛极，道教日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而道教也开始兴起，佛、道经过冲突、论战、融合之后，中国哲学形成了新的景象：奉行老庄思想之士，开始取义于佛经;而佛学者，也经常引用老庄哲学思想和语句阐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儒家，因为帝王及名儒都对佛教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当时的儒学者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之优美，无不学佛。

　　唐宋时期，佛教哲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儒、佛、道三种哲学成功合流，思想交融，各展所长，这种格局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哲学起到了推动与催化的作用。

　　三、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中国文学作品，偏重于写实，缺乏幻想力;而佛教不同，有着丰富的幻想力，带有浓烈的浪漫色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不懂禅，不足以言诗;不懂禅，不足以论书画”，并非夸张之辞。印度文学很注重形式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须赖经”、“维摩诘经”等这些佛经的输入，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也对中国后来的文学体裁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从艺术风格来看，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恬淡，在这种特点的影响下，文学界形成了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最杰出的代表，当属“诗佛”王维，王维的诗画深受佛学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的影响，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

　　从佛学者的作品来看，许多佛教作品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维摩诘经》等，是经典的佛经，而文采也十分优雅恬淡;再有浪漫诗人的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作品《十诫诗》等广为流传。佛教的译经诸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形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而从和佛教有关的作品来看，对于缺乏想象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西游记》。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释佛法渊博。作品本身，就是与佛教息息相关的，且作品细致地展示了佛学的思想。近代的纯文学，像小说、歌曲等，皆与佛典之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又如大乘经典，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绎极微妙之教理，丰富了中国人的想象，革新了中国人的诠写法，宋元以后章回小说受其影响不少。

　　四、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的艺术作品，深受佛教文化渲染，佛教文化的融入，使中国的艺术作品内涵更加丰富，欣赏角度多样化，体会感受更加深刻。在佛教的影响下，历代艺术家给艺术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就美术而言，佛教典故常成为历代画家的创作源泉，观音、文殊、如来等佛教至高无上的被崇拜者总是画家们的绘画对象。吴道子、顾恺之等著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闻名于世，例如吴道子的《松子天王图》讲述了释迦牟尼降生的故事;敦煌石窟的壁画不仅画工优秀，而且反映了许多佛学道理。

　　在音乐方面，佛教音乐作为音乐这种娱乐形式，更容易进入封建时期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中，使其更易于推广。佛教的音乐，历代为统治阶级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大悲咒》，传世至今，受到很多人喜爱，尤其是当下，对于许多白领、学生，这是一剂保持内心平静的良药。

　　至于建筑，受佛教影响很大。各地的寺庙、石窟自然是佛教建筑的精华，寺庙多建于山中，因地制宜，浑然天成，给人一种极其自然的感觉，融入了佛教文化，给人极强的美感;石窟也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石窟中的雕塑和笔画，都是极其珍贵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不仅给人美的享受，还给人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深刻感悟。而存世的古建筑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寺庙建筑。如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五、结语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除非了解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佛教在历经两千年的过程中，自身得到了极大的、有益的发展，同时也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文化财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佛教不会因为封建社会的过去和科技文明的发展而消逝，正相反，作为反省人的内心的深刻哲学思想，佛教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现代社会的人们，在了解佛家文化过程中，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有益的一面继承下来，进一步发展改善，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中国佛教文化论文

　　中国文化与宗教，有三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有许多宗教;第二个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第三个话题是讲中国宗教和其他宗教可以共处相通。但是我觉得文化是个大概念，宗教相对是小概念，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可能是核心部分。

　　第一中国有许多宗教。这个话题说起来是常识，但在我们的学术界，或者在我们的讨论中，有不一样的说法，所以这个话题才有点价值，否则的话，毫无价值。有人说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家，或者是无宗教的国家，说得缓和一点，就是宗教性很淡的国家。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是早熟的文化，所以比宗教要高明。我有时候翻翻梁漱溟的书，他对中国文化的很多说法被我们忽略了，虽然他也讲早熟比宗教要高。但我觉得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正面、负面、长处、短处有一些很深刻的剖析。冯友兰也讲哲学比较高，宗教比较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性的。但是我觉得冯友兰先生的一些说法也被忽略了。比如他讲到关于儒教，中国讲信天，天是不是具有人格性的说法?负面地说，天不具有人格性，天不是一个上帝，并常以孔子的话为根据。天不会说话，当然天就没有人格性，中国学者经常这样说，所以天不是个崇拜对象，是自然之天，不是主宰之天，造生之天、审判之天等等。但是位冯友兰在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天何言哉”就是天说话，因为如果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比如说一块石头、一张桌子，孔子是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的。孔子说桌子何言哉?石头何言哉?如果他这么说就感觉很傻，很弱智，怎么能成为圣人呢?所以他说“天何言哉”是说天能言，而不言，天用“事实其言，百姓其言”来表明他的意思。在这个注解里和转述他的基本思想是相反的，或者说是一些补充。正好孟子有一句话为孔子做注解：“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天不说话，而用他的行动，或者如《古兰经》里面说的迹象，或者大自然的万物生长、世界的规律、宇宙的万象告诉我们，给我们以启示，把自己显示出来。因为有这样一些不是很全面的引述，或者说是流行的观点，所以这个话才有点意思，否则的话，就毫无意思了。

　　中国有许多宗教，中国也有宗教性。第一是说，中国有官方宗教。简而言之，传统的中国，有一种延伸性、宗法性的、国家性的宗教。自商周到满清，商代叫上帝，甲骨文说叫上帝;《诗经》、《书经》叫上帝;到后来慢慢地演变为苍天、皇天。为什么说有国家性和延伸性呢?按照古语的说法国家最大的事情就是两件，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打仗。到清朝为止，郊祭、大祭是日益繁复，成为一种国家大典，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宗教的特点，从宗教学来说，我觉得是从一神论转向多神论的。这是一种宗教退化论，因为宗教学界大部分持宗教净化论观点。但净化论、退化论在19世纪后期成一个问题，当然净化论占上风，后来成为一个争论。现在看起来，刚才盛洪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社会达尔文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理论基础。现在世界看起来，只讲净化论显然是不行的。我们从客观地观察，中国有一个从无神论到多神论的特点。因为本来是上帝，没有人说它有几个，后来才发生五帝之说，青帝、白帝、赤等等，五帝是后期的。那么天坛是祭天的，天就是一个;地坛是四个古祭，祭五岳等，还有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那就很多了。

　　第二个特点是宗教权利不平等。中国宗教最大的一个特点，这种国家宗教的宗教权利是不平等的。因为从周公开始制定《周礼》。《周礼》的七庙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等等，就是诸侯、大夫、庶民不能有庙，天子的庙才可以祭上帝，祭始祖。在商代天和始祖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成了四个字来总结“不王不帝，不王不帝”，就是你不是最高统治者，就没有权利来祭祀上帝。庙制是《周礼》的核心，规定了不平等的宗教权利，这是客观的描述。一神论到多神论表现出了原神性，不平等的宗教制度表示宗法性。因为中国古代是宗法制度，还有一个说法次子不进，就是只有长子才可以祭，次子不能祖祭了。

　　第三个特点是同政治结合特别紧密。基督教与政府靠近，这种宗教同政治结合的紧密，与国家体制连为一体，所以实际上可以表述为有名无实的国教。国教这个词是个现代名词，以前大家都没有这个名词，英语也没有这个词。英语叫做“state religion”是权立起来的意思。权立起来，当然这种宗教早就权立起来了，周公时就权立起来了，所以是一个权立起来的东西。给起个什么名词，学术界有没有国教这个词不重要，关键是有这个事实，它是一个占统治地位和集官方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只有皇帝作为最高祭祀的宗教。这种宗教可以说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是通例。从宗教学来观察说，人类实践历史表明，没有国家，就没有宗教;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所以中国也不例外。

　　政教合一在中世纪，在现代制度产生以前，也是世界上的通例。从古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统统都有这种情况。中国也不例外，也是政教合一。我没有带任何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正常的宗教。伊斯兰国家也一样，政教合一。现在的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有政教分离，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政教合一得。这是国家性的一个原因，原生性、宗法性、国家性。宗法性是中国独有的宗教的，官方宗教的一个特点。

　　关于儒教之争，就是儒教是教与非教。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教，一个是非教。前一个观点是以任继愈先生为主的儒教是教说，李慎之把我也算了进去。其实我的观点完全不属于这两类，我既没有说儒家是儒教，也没说儒家不是儒教，不是宗教。我的观点是说有一种宗教，首先第一;哲学，第二可以叫儒教，勉强的叫儒教，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名字。刚才我说原生性宗教这么说，宗法性宗教是牟钟鉴 说的，但那是学者命名，不是历史名词，不能通用。

　　什么叫原生性?什么叫宗法性?印度教就不叫印度教了，改个名字叫种性制宗教吧，没有这么说的。原生性当然讲了神道教，神道教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也是原生的，这个是不是就不叫什么道教了，改名叫日本原生性宗教。那是学术讨论用的，不是名词，不是个名称。所以我才说中国的宗教给他名称，最好还是历史上形成的，至少有一千好几百年历史的这个名词叫宗教，但是还要有根据，根据宗教与儒的渊源。所谓儒，不是说孔子本人，而是说孔子时代的一个阶层，一群人。这群人同礼连在一块，因为他们是在民间维持礼和保护礼，维持《周礼》，在民间教书的人。教的内容主要是以礼为核心，诗、书、礼、乐，礼当然是很重要的。而这个“礼”，当然也是哲学史家们说，打比方，就像贵族的厨师，家庭没落了请不起，他会到民间去开饭馆。儒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府邸里是教大家行礼，行这个礼;贵族没落了，他就到社会上教书，教这个礼。孔子是其中一个最大代表。儒同礼本来就秥在一块，而礼就是一种宗教性的礼，它的核心就是宗教性的，周公的礼庙之为中心的，就是《周礼》。所以孔子并不是这个教的教主，当我们称它为儒教的时候，并不是说孔子为教主，所以我不赞成英文说孔夫子就是宗教，把孔夫子作为教主那就错了。这个教是儒，而不是孔教，是儒教。

　　刚才讲的是和儒有渊源关系的问题，还有现实关系。

　　现实关系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唯一的关系。这种宗教同儒家的关系是唯一的，但并不是排他的。因为儒教既不是佛，也不是道，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基督教，而且只同儒家有关系，而且它从百家里面的道家、墨家、法家完全无关，只同儒有关。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儒教。

　　第二点，同儒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儒的代表——孔子作为最大的儒，，他的终生志向就是克己复礼，亦乎同舟，要效仿周公，要恢复周公的那套《周礼》，所以关系很密切。历代两千多年来儒生不信天的，就不叫儒生。儒必须信天，天就是我们讲的上帝，必须为天，君子有三为，为天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自己是一个表率。我认为他有虔诚的宗教情怀，当然大家了解我不会有贬义，完全是正面的意思。后来余英时先生解释王阳明讲良知，好像很少讲天理，同朱熹不一样。但余英时先生的解释是说，你们看王阳明讲的良知，哪能离开天呢?所以天理良心是分不开的，当然老百姓简称为天良。

　　第三点，就是儒家的现实关系非常全面，因为从宗教学角度，如果把宗教的要素分为四块，第一情感体验、第二思想观念、第三行为活动、第四组织制度。这四个方面与宗教、与我们的儒家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情感体验，表现在诗经、书经里面。比如说乐，虽然乐失传了。音乐是表达人的情感的，现在北京的天坛乐舞，也是祭祀用的音乐，表达祭祀，如祭如在的那种思想感情。《诗经》里面有骂天，有骂上帝。但是骂上帝往往解释为中国古人不信天，如果不信它，何必要骂他呢。如不存在的东西，你骂他就没有意义了。怨天，骂天，都是承认天的存在、天为主宰的，信为基础，所以情感体验在《诗经》里面。

　　思想观念呢?我认为最明显的是纯体系的理论，或者不成体系的理论，在《易经》、《春秋》里表现非常明显。还有孔、孟、荀、董都有很多这样的内容，特别是荀子和董仲舒，大家讲荀子就会想到他的自天命而用之，但是那是自然制天，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大家要记住荀子讲的，礼是有三大原则，儒家讲理，这是毫无疑问的，礼也是个宗教核心，有些人认为比人还重要。荀子的礼有三本，所谓尊三本就是，尊天地、尊亲祖、尊君师。所以说它的思想观念表现在孔、孟、荀、董等等数不清的学说，在儒家的金石经学里面很全面。毫无疑问，诗、书、易、春、秋，全是儒经。所以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可以说在四书出现以前是毫无疑问的。儒经的六经全部同这个宗教有关系。这个宗教全部以六经为他的表现形式。另外第三次行为活动，就表现为所谓宗教礼仪和宗教礼节，完全以《周礼》为依据。后来历代越来越完备、详尽的进士制度，也要用《周礼》为源头。

　　另外，是组织制度，从中央政府的交际，北京的交际，西安的交际，到老百姓家里的食堂、乡村的食堂，都是这样一种组织制的表现。中央的礼部是一个重要的政府机构，从礼部尚书到乡下的乡儒、乡村老师都是儒生。儒生是这种宗教的社会中坚，带有宗法性。从中央到地方，明朝大礼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儒家以孝为先，所以才出现明朝大礼仪的事件。皇帝要请谁为爸爸，文武大臣全部跪在天安门的午门外面，那个表现出他的宗教性的，宗法性是客观的制度。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这么说，客观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话，就会承认这是一个制度，我们没有讲它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老农都遵守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构成了儒教特殊的意义。

　　第三，儒家非宗教，或者儒学非儒教，我这么说，因为儒学是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以这三种哲学为主的，一套复杂的，庞杂的体系，它不是宗教，虽然庞杂。其实我最近看一个关于法律关系的书，如瞿同祖老先生这方面真是学富五车的，他考察中国法律的历史，发现本来法家讲法，儒家不讲法，后来罢黜百家，儒家就不得不讲点法，因为他们当官，当官就得当法官，以前是司法同行政不分，所以当官员就得拍惊堂木，就是打板子，给进堂告状的人打板子。所以他就要管法。儒家比较庞杂，也会吸收法家的思想。所以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不要光讲孔夫子，还有秦始皇，他也从一个侧面说出了这一点。所以我的结论是儒家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

　　第二点，儒学里面的形上学在不同的儒家学者里面是多寡不一、深浅不同的，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形上学。儒学里面的形上学，构成了儒教的哲学，或者理论，就是存在宗教的哲学、宗教理论。

　　第二，中国有很多宗教，必须讲到民间宗教，中国文化不能光讲儒，而不讲道法等等。当然也不能不讲儒教、佛教和道教。所以中国有很多是起源于民间的，主要扎根在民间的非国家性的宗教，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是事实，春秋战国开始有了怪力乱神之说，具如孔子有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么西门豹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刚才提到屈原和楚辞，楚辞中就提到了中国很多的宗教，还有三国时代的《山海经》也有所描述。到现当代，中国还有很多民间宗教活动很活跃而且很有生命力，中国民间宗教的特点是多神论。

　　第二个宗教变异的情况，比如说结合道、结合佛，甚至还结合基督教，产生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当然有一些也会自生自灭，像蘑菇一样也活不长。特点是在野，在江湖，组织性比较弱。是这种宗教的特点。

　　第三，是宗教徒与政治的关系。除了少数情况，所谓少数的情况就是皇帝信它，我认为佛教可以算进去。因为佛道也曾经被称为邪教，在历史上这种宗教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同政治的关系在少数的情况下是很接近的。大家知道武则天、或唐朝的皇帝、明朝少数的皇帝，信佛或者信道。但是多数情况下是疏远的，但北魏的太武帝信道而灭佛，当时佛教受到压制，这是历史上一次很明显的排斥、政治上压制的特点。

　　我国最大的宗教是道教。因为中国自产的最大宗教是道教。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被中国化了。可能有一种提法;皇帝信佛，信道，是否证明它就是国家宗教?我觉得可用孟老师的说法：中国帝王信佛、信道，只是以庶民身份，而日本神道教的观点问题;是以首相身份参拜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理念上的命题，是非常根本的，但是可能没法操作。美国人做得很彻底，下令你就得这么干，现在日本的意识还比较强。真正意义上的极右翼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不同民族的老百姓是爱好和平的。比如日本法院判决日本首相违宪，这也是很好的现象。

　　中国的宗教信仰，是古代帝王是以私人身份信仰的特点，所以大量的民间宗教在中国古代是属于被压制的地位，基本是从属。范文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是他说的也不完全不合事实，他说佛、道、儒的关系是道和佛，儒是高高在上，道和佛就好象在巴结儒家，要向儒家靠拢。本来深人不惧王者，杀人不惧亡者，实际上后来的不以法主、不以国主，就是现在说的法事难立。

　　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的伦理学说和规范。它以孝为先，佛教本来被称无父、无君，什么孝、忠更不在话下，都是空。但是后来也要讲孝，也要讲国家、家庭，也要接受儒教的宗教观念，这显然三教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其他民间宗教，从摩尼教到白莲教、后来到天地教、弘扬教，到现在很盛行的马祖崇拜。我们虽然是一带而过，但是各少数民族的宗教是值得注意的，前一段时间我到广西参加一个少数民族活动，壮族在中国也是第一大少数民族。它的祖先叫布洛陀。把一山头全变成他们祖先祭祀的场所。

　　我觉得少数民族的宗教是不容易忽视的，在现代国家，中国必须考虑到，我们有56个民族，还有关于祭祀、祭黄陵的问题，还有新生宗教问题。虽然你不能对他们采取鸵鸟政策，但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人已经有这方面的信仰。比如说印度教的克里希纳、国际克里希纳艺术团，从伊斯兰教起源的巴哈伊教，还有摩门教等，这些新宗教是一个事实，他能同中国广大民众连在一块，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现象，中国的宗教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仅是官方的，还有真正的宗教。

　　中国文化是有宗教性的。

　　首先是传统中国文化与宗教信仰，强调中国人文精神，我觉得没有错。但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种人文精神同宗教精神是并立的，而且不相矛盾、是并存的关系。我主要是讲这问题，其实我不是专家，只是说怎样给它应有的地位。比如说先秦儒家，先秦儒者时期，就是人文不如天文，人文同天文连在一起的，所以“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是一句话而不是两句话，是并列的关系。

　　而天文当然不是现在讲的自然科学，关乎天文以查时变，是说人间的世事的变化，政治的变化，是同天连在一起，是天意所决定的，所以人文不能离开天文的理论。人间的制度、人间的道德、人间的文化，在先秦时被看作是天意的表现。所以不能说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没有宗教信仰，只有人文性。

　　比如我刚才提的《周礼》，《周礼》是以宗教制度为核心的，诗书经学中有大量宗教的内容，甚至是构成了整体的精神。刚才提到的周武伐纣的商朝，周朝的一些文告都是以假天命，至少是假天命而伐纣，他自身有天命的。大家知道天命有个问题，刚才盛洪讲日本问题的内容很有意思，我很受启发。天命怎么表现，周武王说他得天命，后来历朝历代也有这个说法，虽说商朝把祖先追溯到上帝，后来的刘邦也把他的祖先追溯到一个非人间的来源。所以那时编造的神话，于现在不能令人信服，很难获得合法性的神圣根据。你说你有天命，谁证明?按照儒家的说法，应该是老百姓证明的。老百姓怎么证明?实际上就是老百姓怎么样表达意思的意思。关于这个统治者好和坏谁来判断?由谁来判断，按照什么标准来判断?如果由皇帝来判断那当然是好的，我这是王道，我是德政，老百姓判断不一定，否则不会有天下无道之说、不会有替天行道之说，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落实到老百姓这里，民这里。而民怎么样表达，就是一个程序问题。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必须给它方式。这种方式是公平的、是展开的、或者是自由的。所以这就涉及到民主，民主说到底是一个程序的问题。他最后落实到很琐碎的、很烦人的、很罗嗦的、很不愉快的程序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墨和道更是如此，我认为。墨家的宗教性很强，这是公认的一个结论。道也是相当具宗教性和神秘性的，因为道道出万物之母，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这就是神秘性的东西，所以他有超越才成为道教，所以有宗教性。道家与佛家是有一定程度的补足与合足。天主教与基督教在这个意义上也有类似。我觉得佛和道事实上造成了补足合足这个结果，儒家才有真正的形上学。所以谈到真正的本体论，本来儒家在孔子、孟子那里是几乎没有本体论的，但是到了《周礼》就有了本体论，佛道的贡献不可磨灭。所以他是补足、合足，事实上如此。

　　当然，传统中国文化也有世俗化的问题。

　　我认为不光有宗教性，传统中国文化有世俗化，第一个是新儒学，宋明礼学一方面有很高的形上学和很好的本体论，实际上可以说它是儒家理论发展的最高峰。我认为当代新儒家是没有达到最高峰的。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把儒家理论提高好几个台阶，那是宋明所完成的业绩。所以我对它的评价很高，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天道哲学化，让中国的人文世俗化。因为朱熹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天是无情义的，明显的否定天的人格性，虽然他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他使儒教的精神慢慢地归于哲学，哲学就脱离老百姓，脱离老百姓就虚化。所以后来明朝才有新学，才要讲史学堂，今世济事经邦，才转向了史学，只不过史学，我们讲了历史，我们不得不遗憾的说，后来的史学变成了小学为主了，变成了文字之学。当然是康乾雍的一大功绩了。

　　现代时期，我觉得是一种，用两个词两总结它的特点，就是禁锢和开放。因为有以前的禁锢，但是又是不得以的开放，那是清朝后期或19世纪后期的现象，到20世纪，我说叫混乱和融合。20世纪的特点有巨大混乱，但是又有巨大的融合。

　　第三个话题是中国宗教跟其他宗教的共处相通。

　　中国有很多宗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化与宗教性，那么都用了这个词。

　　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宗教概念。这个概念首先要有共性，然后才有差异性。共性，是指宗教精神可以是相同的，他要追求一种超越性的(子嗣)东西。日本宗教要讲真实问题，他讲亡灵去向哪儿的问题，日本自称是单一民族，但是日本也是少数民族，现在日本是以农业为主的，日本男子大大地繁衍。在日本四岛之前是以渔业为主的原生民族，他们就有非常浓厚的超越的宗教观念，但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天堂，灵魂的归宿的问题，他们认为人死了，包括战死的，所有的灵魂都会到天上去，即使做了坏事也一样，不管你是侵略中国也好，杀人也好。这是他们共有的理念，在我们看来，做恶事死了就别讲善恶了，死了都要到一个地方去，都是他们亲爱的祖先。

　　这个观念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真的可以批判地反思。

　　这是很原始的时代观念。我们要神情追远，毫无问题，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神化了，把他变成宗教崇拜对象的话，后果是值得反思的。这是宗教的共性。

　　但是宗教还有差别性、相异性。比如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一个系统宗教的。它可能强调了上帝或者真主，地位永远是第一的，而且你不能再拜别的宗教，基督教也讲亲情，基督教十诫里面就有讲孝顺的。它不是不要这个，而且他不是神，不能作为崇拜的对象。日本在这点上是比较突出的，他们把祖先看做是神，这个东西在现代是要做分别的。

　　另外谈到共性问题，同我对宗教的定义有关系，它是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起来的一套体系，终极者就一定不是人间的东西，因为人不能造人，简单的说，人不能造世界，宇宙不是人造的，所以人就排除在宗教信仰之外。但是宗教信仰，纯理论上的当然有人把李洪志当成崇拜对象，但是我们说它邪教，从崇拜对象从宗教学角度来讲，他应该有人性，通人性，他必须具有人性，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必须要有超人性，比如像伊斯兰教。他是讲仁慈的，正义的真主，所以它同人的道德观念是相通的，所以具有人格性。但是这只是一半。还有一半，他必须超越人性。如果他只有人性，我们去崇拜他，去崇拜圣徒就不行了，圣徒崇拜我就行了，所以我崇拜的对象必须超过人，所以他这是从宗教学角度看宗教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他这是讲终极者，终极者是一切的本源，包括人的本源。中国古人也说天成真理，有物有则，天则经济研究所就从这一句话来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名字就是天成真理，有物有则，世间的老百姓，世间的万物都是天生的。既可以相通，又可以超越于人。他是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起来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一套体系。比如佛教寺庙只想收钱就脱离核心，就同信仰不相适应，如果他只想赚钱的话，那就是假宗教。所以我想宗教的定义就是宗教有共性，所以才相通。

　　宗教可以跟其他的宗教相处共通。首先是佛教入华，佛教当时被称为邪教，但是经过这么年的磨合，而且经过多次的发难，被政府当局用行政手段取缔、扫荡，甚至把京城里面的和尚、尼姑都砍了头，经历了这样一种残酷的斗争，事实证明佛教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这样使它可以与其他的宗教共处。我们刚才提到的事实，都有一些政治的原因，比如说唐武宗觉得什么兵源少了，赋税少了，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是我们学者应该注意的，我们管不了政治，我们讲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做点好事、做点善事，不要像北魏太武帝那个道士那样去做。唐武宗身边那些道士就怂恿他，就是要砍和尚的头。我们应该看得更高一点，至少应该比当时的统治者站得高一点看问题。

　　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不能把冲突理解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至少不要这样想问题。毛泽东这样想问题，所以这些寺庙也就关起来了，也就破坏掉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就是基督教入华，它的发展也经历过一个冲突的过程，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是有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广大的基层民众，特别在农村，农民的信仰是中国的一个事实。我们要特别注意所谓中国文化，不光是书本上的事情，更是老百姓生活的方式。很多文化学家这么说，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的生活的样式、生活方式。吃饭不叫文化，但是你用筷子吃，用叉子吃就是文化。你吃川菜，吃京菜，就是文化。所以生活方式才是文化。现在各种不同的宗教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文化、是中国的文化。

　　伊斯兰教有更加明显的例子。伊斯兰教刚进中国时被称为藩邦，藩就是非我族类，就是外国，藩帮。但后来却与中国的老百姓非常紧密地融为一体，我们不会一句阿拉伯语的人照样是很好的穆斯林。咱们的回族就是这样。中国明清一系列伊斯兰教的思想家，都是对儒学非常精通的。所以这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应是“各种宗教”的提法，所谓“其他宗教”，我认为这提法就不一定很合适，因为我们顺便讲了宗教学话题，宗教不是为了哪个民族服务的，它是具有普世性的东西。神道教例外，所以我觉得神道教没有什么前途。现在的日本人结婚穿着白纱去教堂，日本人死时多数都是做佛教法事。虽然他小时候要搞什么有点像神道教的成年礼，现在日本很多人都不信了。

　　印度教有非常典型的民族性。但是现在国际克里希纳教团，他的名字虽然叫国际，他流行到全世界;中国、美国、欧洲。西藏佛教更明显了，本是局限在一百万人口，二百万人口的藏传佛教，现在遍布全世界;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所以宗教具有普世性。我们讲中国的儒家或儒教、讲到道教，也强调这个问题。

　　“天生烝民”不光只是中国人，老天不是只认中国人，不是这个意思，宗教本身就有的普世性，包括我刚才讲的布洛陀，实际上很多少数民族的创始人都是神，很多时候都是创造人，说创造一个民族的情况，多半认为天底下只有它一个民族，这个时候目光是很狭隘的，所以他的意思还是创造人类。女娲补天用土造人，是具有普世性的，比如基督教，因为其他宗教的说法，就会使我们有一种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感觉，就好象说别的宗教不是我们的，就是其他的，他就是他者。现在西方学术界很讲要怎么样接受他人，我们都觉得强调过头了。

　　前年我在英国看过八国首脑会议，八国峰会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几十万人跑到北方的爱丁堡去游行，开着大卡车，喊的口号是要给穷国援助，要免除他们的债务，你们这八个国家的首脑应该多做点事，多半是基督教组织的，喊的口号内容大致是：你们不要光说东方的腐败，给亚洲的钱被独裁者给滥用掉了，没到老百姓手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议论，钱虽给了很多但被那些军阀抢去了。他们都是亿万富翁，中非的前任的皇帝、扎伊尔总统，下台后现在都成了亿万富翁，还过着帝王般的日子，在法国等等。他们居然喊“你们不要光说人家腐败”这样的口号，所以他们讲接受他者，已经到了过头的地步。

　　大家都知道，信伊斯兰的有波斯人不讲阿拉伯的语，有印度尼西亚人，有马来西亚人，有中国人。基督教也这样说，基督教明明是东方产生的，传到西方，非常艰难的进入到希腊世界，罗马帝国，所以我认为有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要提到的。传进中国的历史，有时也被忽略。第一次传进是在唐朝，唐朝的皇帝李世民派人到城门外迎接，就是宰相房玄龄，皇帝请他到宫殿里面讲经、翻译，甚至到卧室讲经。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元朝，罗马教庭派使节到北京见皇帝，皇帝把他留下来，让他在中国传教，让他一次四天的施洗大典，是很张扬的。明朝情况更多了，确实与洋枪洋炮有关系，但也帮助明朝政府造洋枪洋炮抵抗满清。清朝入关非常大度，你虽然帮助明朝造大炮，我照样用你，这是康熙皇帝早期的态度。最后是新教，1807年马礼逊到中国办学校，还翻译圣经、编了《英华大辞典》，几千页的文化大辞典，这就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现在只强调洋枪洋炮的事实，是不全面的。都应该让小学生了解真实的历史常识，我认为这是学者最大的悲哀。所以文化一定要具有渗透性，宗教一定是有普世性。从信仰者来说，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人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所以要从民众的观点来看问题。我昨天碰到几位德国记者，他们刚才说教堂里空空如也，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结果。我前几天还去教堂里看过，就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欣赏管风琴，我在教堂坐了很久，因为凑巧了，那人在练习管风琴。

　　现在伊斯兰教在美国、欧洲是第二大宗教。我在美国一个小城市开会，有很多不同派系的佛教寺庙;有越南的、中国的、西藏的等等。所以说时代是一个变化事物的时代，是一个不管全球化是好的评价、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它是一个事实。

　　最后一个话题，这是时代的需要;共处相同的时代需要是第一，多元并存的促进。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这样。无法回避，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所以第二次和平共处的需要，既然在一块儿相处，就不能打架了，最好不要打架，而是要大家和平共处，平等竞争。所以需要我们共同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我们是这样，对全世界也是这样。

　　中国佛教文化论文

　　一、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中，宗教一直高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顶端，支配着广大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各种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各种文化无不从宗教观念吸取自己成长所需的营养，并通过宗教活动来展现自己的存在，继之获得自己的表现形式。文化与宗教的这种历史性的结合，并不是上帝的启示，也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其中也有自然而然的成分，表现出某些历史的必然性。

　　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一部人类宗教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这是因为，宗教的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这中间，不仅涉及精神文化的整合，这是一种高度复杂而又高级的精神文化创造过程。不仅如此，宗教还通过理论化的方式，解释和规范了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丰富习惯，从而赋予这些风俗习惯以文化内涵。

　　宗教观念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在远古时期，由于对身边的事务无法进行解释，先民们的脑海中变萌发出了宗教的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观念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这一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与扩张，逐渐走向了一个区域，乃至于全世界。宗教不仅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在时间上也延绵不绝。经过了千年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三个世界性宗教，分别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现代文明的很多方面，比如说哲学、艺术、音乐等等，都是与以这三大宗教为代表的宗教有关。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与科学观念类似的是，宗教为人类提供了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框架和思路。并且，在这一框架和思路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整套的符号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这些符号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不仅如此，宗教通过超验的神的建构，创造出了一个高于人类社会，并且支配人类社会的主体，这一主体居于无上的地位。这是一种区别于物质财富创造活动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宗教的认识，也是处于发展之中的。到了近代，很多学者对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彻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学者克里斯多夫・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观点中，宗教是历史的钥匙，要挖掘一种文化，就必须理解一种文化的宗教根源。正如他所说的：“如果像我所深信的那样，宗教是历史的钥匙，那么，除非我们理解了一种文化的宗教根源，否则，就不可能理解这种文化。”[1]这一点，可以从世界历史上找到佐证。不仅仅是西方，在中国，儒学以及儒教塑造了整个中国的文化体系，而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教也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因此，可以这样说，宗教诞生于文明，也在塑造着文明。正如克里斯多夫・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并不是世界各大文明所产生的副产品，在十分真实的意义上，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确立于其上的基础。一个失去宗教的社会迟早会丧失其文化。”[2]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文化可以有多重表现形式。比如说器物可以是文化，一系列的制度也可以是文化。当然，社会群体的行为与社会群体的意识，也是文化。对于宗教来说，无论是任何文化形式，都可以囊括其中。在宗教里，各种文化形式具有所体现。在器物层面，有教堂(清真寺/寺庙)，有圣物;在制度层面，有节律，有神职制度;在行为层面，有礼拜，有弥撒，有礼佛;在意识层面，有轮回地域之说，有上天堂下地狱之说等等他。这些，都以多重形式，展示着文化的存在。

　　二、宗教的文化功能

　　(一)启蒙、解释功能

　　宗教是以神圣观念及其活动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其最初发端于原始时人创造出的一种超越自身以及自然的限制，寄托美好生活期侍和自身命运的关注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超自然的羽翼，成为划破原始时代黑暗世界的一道曙光。赋予了原始人超出动物式的感性直观。孕盲了人类关于超人与人，超自然与自然的思考，成了文明时代各种神学思辨，哲学思考和科学探索的起点。

　　如果原始人没有某种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意念，就不会有超人的宗教之神，也就不会在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也就不可能因此而激发起把这种“超自然力量”还原自然力量的自然科学，把超人还原为人，把神性还原为人性的启蒙哲学。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和宗教观念的发展同步的。可以这样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宗教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文化。比如在西方，当今的绘画和音乐，基本上是源于基督教。近代的绘画，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基督教的极大影响。再比如说，我国文化艺术的宝库――敦煌莫高窟，就是一个佛教文化的宝库。这些深受宗教文化影响的艺术作品，非但没有因为宗教的色彩而有所局限，反而因为宗教因素的存在，使得其更加富有美学特征和欣赏魅力。这些作品，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艺术家专门的艺术创作，成为艺术创作史上的永恒经典。宗教都具有一定的宗教仪式，特定的宗教仪式，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特有的仪式性文化。比如说伊斯兰教中的开斋节。其宗教意涵是封斋结束后的庆祝，但是现如今，开斋节的宗教意味已经退居其次，开斋节本身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各民族共庆的节日，成了伊斯兰教各民族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探索、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当人类难以用理性和实证方法来解释世界现象时，宗教就当仁不让的通过其特有的直观性、猜测性的幻想方式来填补这个真空。”[3]与科学类似的是，宗教也为社会提供了一套解释框架和解释理论。在科学尚未出现的前科学时期，由于人类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缺乏，对于一些超自然的现象难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开始承担起解释世界的功能。宗教的特点，决定了其解释世界的模式，依旧是其建构起来的神的体系。虽然这一解释体系在现如今看来显得荒诞不经，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一解释体系还是具有了很强大的解释功能的。不仅如此，科学的产生，也是在宗教的启发之下。对于宗教解释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现代科学的诞生。因此，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虽然有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实验体系足以解释一些自然、社会、思维现象。但宗教文化依然在科学无法完全把握的人生问题、伦理问题和心灵问题方面，保留着解释功能。

　　(二)教化、规范功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宗教生活和宗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社会的道德，法律乃至社会风尚。在前科学社会，由于宗教的解释成为主导的解释方式，使得宗教的理论体系内化到了社会成员的内心之中。在这一背景之下，社会成员会掺杂着崇敬与畏惧之心，以规范化的形式来对神表现崇拜。这一过程，就是宗教的教化、规范过程。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初期，还是近代，乃至现代，宗教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行使其教化与规范的功能。宗教通过对神的抬高和对人的贬低，构建出一套克制自己，服从规范，敬畏神灵的文化体系和仪式体系。这一套文化和仪式体系，具有所有成员下的普遍约束力。这一普遍约束力的背后，包含着精神上的审判和肉体上的审判。如果成员背离了这一套文化和仪式体系，就会被斥为异端，轻则受到精神和舆论上的审判，重则还会受到肉体上的审判。这一点，从近代科学家伽利略和哥白尼身上就可以看到[4]。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文化和仪式体系，开始逐渐向整个社会挑拓展，从而在整个社会层面塑造社会精神，从而将影响力拓展到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从外在的强制力方面，还是从内在的精神洁癖方面，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乃至生命威胁。正是在这种高压之下，宗教的文化和仪式体系，才会成功的渗透到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平凡的道德要求，就会演变为一种强制性的道德法律，社会成员对道德的遵循和违背，也就演变成了对法律的遵循和违背。

　　(三)凝聚、调控功能

　　对于宗教来说，社会凝聚功能是其一项重要的功能。宗教之所以具备社会凝聚功能，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第一，宗教本身的对统一和权威性的要求，使得宗教总是倾向于实现社会不同团体之间的整合，其思想本身也是将所有成员纳入到其统一的思想体系和行为体系之下的;第二，信徒对宗教的信仰，使得师徒之间产生了“自我”与“他人”的区别。“自我”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基督兄弟，都是伊斯兰兄弟，而其他人则是异教徒。通过这两个层次的作用，使得宗教具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功能。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宗教本身带有的文化性，发挥了巨大的启蒙、解释功能;教化、规范功能以及凝聚、调控功能，成为人们包罗万象的纲领，思想的原理，行为的原则，激情的源泉，道德的效准，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秩序的保证。为人类文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在近代文明作用下，以宗教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日趋式微。但宗教文化依然在科学无法完全把握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伦理问题和心灵问题方面，保留着一定的功能。宗教中蕴含的一些思想和文化尤可借鉴，有助于我们平衡功利心态，解释人生痛苦，寻找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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