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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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的特质

　　什么是文化?通俗地讲，“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生活方式的内涵很宽广，有的属于文化的物化形态，如族群分布、居住环境、生产方式，包括农业、手工业、渔牧业，或跟山有关系，或跟水有关系，也就是跟土地的关系。它们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构成。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生活，这个环境也可以叫做文化环境。

　　无论哪一个民族，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就拥有一些共同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除了生活方式，文化还有精神价值的层面，比如宗教信仰、艺术和美学、伦理道德、哲学等等。我们每天都跟“文化”打交道，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但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成分共生的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成分相融合的状况。

　　今天真正意义的北京人已经很少了，北京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很少见到道地的北京人。所谓道地，至少是三代或更多代以上，自曾祖、祖父就出生并生活在北京，父亲和他本人也出生在北京。这样的北京人，有的还保持有旗人的老北京色彩的生活习惯，比如早晨起来一定要泡一杯酽茶，一般是花茶，晚辈对长辈称呼，不能称“你”，一定称“您”，很严格，否则长辈会不高兴。

　　但如今的北京已经不是这样了。人群多样化了，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八方来客，还有国外的四海宾朋。礼仪方面，也很少见到老北京那样严格的礼数了。文化成了多元杂交的文化，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的综合。比如饮食，京城的南方餐馆很多，如川菜、粤菜、淮扬菜、杭州菜、上海菜等等。还有西餐馆，日韩料理。纯粹的老北京风味很少。这些现象，给我们以启发的是，现代文化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杂陈的，共生的。

　　“中华文化”也是如此。过去经常说“中华文化”是“黄河文化”、“黄土地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考古新发现和学术界对“中华文化发生”的研究，大家逐渐认为，“中华文化”并非仅有“黄河文化”一源，“长江文化”同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源。二者在发生的时间上是相同的，但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说“黄河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那么由于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出海口通畅，“长江文化”已带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或至少，用内陆文化去描述长江文化是不完全的。

　　“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反映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诗经》作为写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产生在黄河流域;而浪漫文学的鼻祖《离骚》，则产生在长江流域。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和孟子，诞生在黄河下游;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和庄子，诞生在长江中游和下游。自古以来，黄河和长江这“两源”文化，就相互交融而各自存在。

　　“中华文化”除了发生是多元的，学术思想也是多元的。“儒释道”三家，儒家在汉代地位隆起，直至唐宋元明清，一直占据主流。另外老子、庄子的思想同样对中国文化有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倾向于“自然化”，出发点和归宿都本诸自然，这与孔孟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讲孔孟是社会化的思想，所面对和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老庄所面对和解决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主张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弃绝任何目的性的刻意人为，而以随顺自然、崇尚自然、自然而然为旨归。

　　除了孔孟代表的儒家、老庄代表的道家，还有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于南北社会，一直影响到后世，今天仍然存在。道教是自然宗教，没有一个固定的主神，将老子视为教主，其实是很大的误会。老子与道教本无关系，但老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道教的主张颇为相近。但老庄思想和道教不同。道教是有组织、有仪式、有信徒的宗教，道家则是哲学。

　　佛教是在东汉时期自印度传来，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佛教势力很大。佛教试图解决人生的痛苦特别是生死问题，给个体生命以精神的出路。佛教内部有很多宗派，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过程，直至演化出禅宗，主张通过自修达至精神的超越之境。禅宗这一派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密切，而佛教民间化的方面，则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的精神信仰。

　　在中国文化里面，除佛教、道教之外，儒家也一向称为“儒教”。需要解释的是，“儒教”的“教”，不是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教。古代的官员，一般都负责一方的教化。有一种说法，叫“三教合一”，唐以后就有了。这是说儒释道三家，不是有你无我、互相排斥、水火不容，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在此，可以见出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因为自汉以来，儒家一直占据主流思想地位，如果不是儒家的包容性，佛道两家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

　　儒释道关系，历来是互补的。儒家主张一个人通过读书，积累学问，然后做官，再寻找机会发挥治国的才能。而才能和机会的获得，需要经过修身。逻辑上讲，个人的品德修养好了，家庭才能和睦，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若此路不通，道家、道教和佛教思想，可以给人以慰安。所以古代的士人、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经常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不致走上绝路。

　　由于儒家思想的包容，“中化文化”滋生出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排外”，即使偏远地区，比较闭塞的地区，那里的民众也不排外，对异风异俗，能够取一种尊重和欣赏的态度。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所谓“一体”，不是单指汉族，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南北朝时期人才鼎盛，可以看到多民族竞争并立的局面。唐朝与东西南北各族的交流交往非常频密，和中亚文化互动频繁。唐朝所以出现盛世局面，主要在于它的开放与包容。胡人和很多国家的人都可以到长安为官，和日本的关系也很热络。因此“中华”，是个大包容的概念，“中华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包容性。

　　讲到“中华文化”的特征，还有一点，就是中华文化“不具有侵略性”。两年前，在伯克利大学举行的中美文化论坛上，最后一场是关于中美关系展望的圆桌会议，我阐述了这个观点。我说，中国绝不是世界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威胁过他人。汉朝时候国力强盛，把一位美丽的才女王昭君送到了北方寨外的边族。正值唐代盛世，把一位身份高贵的公主嫁到了西藏。在最强大的时候用和亲的方式与邻居建立敦睦友好的关系。

　　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需要了解历史的中国。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同样是多元存在的世界，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一统全世界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承认文化的差别，保护与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国民文化是个庞大存在，人民文化、臣民文化、刁民文化、公民文化等特质的相互交错、渗透杂糅，使它成为一个复杂而有趣的文化难题。中国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变迁，国民文化的转型与变革才是其底蕴。“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深刻把握中国国民文化的特质、禀性和构成，它是培育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国民文化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扬长避短、道器相济，为国家治理提供文化支撑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一：“人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有一种特质或形态是“人民文化”。它是一种新生文化，但与历史传统有较多内在关联，是一种有深厚力的文化。人民文化是一种“群众—集体”文化范式。

　　人民文化在充分肯定“人民”历史主体作用的前提下，虚化了个体主体价值。人民文化范式的最大难题，是“人民”内质的虚空化和人的主体空置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人类自古至今，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英雄和精英都是不可缺席的，这是个既定的历史事实。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当今全球政治舞台上也都是各路精英们的打理和忙碌，但在人民文化的范式中，精英们的“座椅”被撤下了，个体价值是淡漠的。

　　人民文化的旨归或许在于肯定民众的价值，礼赞人民的伟大作用，但在一个平抑精英、轻漠英雄的文化模式中，民众和平民百姓的价值事实上就更漫不可寻了。这便是人民文化及其范式的悖论：在肯定“人民”价值和历史主体的同时，又虚置了其实际地位和“历史创造”作用。

　　人民文化的延伸形态是“群众文化”(mass culture)。在政治文化范畴中“群众”与“人民”是可以互换的。历史上群众时常表现为一种巨大的盲从力量，“强大”到足以碾碎一切他们以为对立的东西。群众文化是静态、消极和单向度的文化，膺服权威、易受操控，缺乏主体精神。

　　作为国民文化重要构成的人民文化提升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但在对国民性格的形塑上，则贬抑了包括国家责任意识在内的公民主体性。公民文化强调主体性的国家责任意识，人民文化和群众文化则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部输入。人民文化突出整体和集体行动，它在抑止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客观上弱化了个体价值，主体意识被肢解。这对培育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激发社会活力和强化社会自主管理，降低行政成本乃至从根本上制约腐败都是不利的。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就是更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尊重。

　　二、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二：“臣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的另一种特质或形态是“臣民文化”，这是一种历史文化。臣民文化及其治理范式，一直是今天中国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巨大困境之一。相较于公民文化，臣民文化是一种仰息文化，主体精神严重匮乏和阙失。

　　中国国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潜质，兼有阿尔蒙德和维巴分析的三种政治文化形态中的“村民型”和“臣民型”两种特质，又兼有中国历史传统的云气。臣民文化有个突出特点是对权势的热衷。但在公民精神充沛的地方，权势的热度不会很高。行政力越“强”，公民主体性越弱，臣民文化越风行。反过来，臣民文化越普化，公民主体性越弱，行政力必须越“强”。臣民文化浸润中的“公民”不懂得履行公民责任和义务。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它导致国民与公共事务的隔膜。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弘扬时代精神，培育公民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就必须治理臣民文化，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立在详实的现代精神基础上。

　　三、中国国民文化光谱三：“刁民文化”

　　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还有一种特质或形态是“刁民文化”。它是一种既古久、又出新的文化。既得传统积习之滋养，又受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激励。相较于公民文化，刁民文化是一种欺世文化。

　　中国传统民情中，一直有一种刁钻的玩意在灵动。即使是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也闪现着刁民文化的光色。刁民文化的一般特征是滑头、刁钻，规避责任，以占便宜;规避规制，以钻空子。在刁民文化环境中，诚信、信义、守则等是一种稀缺资源。当今中国各大城市中人比比皆是，“栅栏”无处不在，印证了外在强制力的不可或缺。

　　刁民文化的“习常化”甚而成为人浑然不觉的“行为方式”，构成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挑战。社会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要营建诚信社会、形塑诚信公民，关键是要建构出一个使当事人讲信用、讲诚信的收益大于不讲信用、缺乏诚信的制度体系，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津之所在。

　　四、中国国民文化光谱四：“公民文化”

　　在中国国民文化体系中有一种特质或者说形态是“公民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有深厚力的国民文化特质。人民文化、臣民文化、刁民文化这几种文化特质的杂糅，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遇到的麻烦。但中国国民文化并不只是这几缕光色，还有古代公民文化的亮异光芒，有许多今天看来仍相当令人感怀的东西。就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脉系来说，它是诸种亚文化之聚合。公民文化也是中国国民文化强健的脉系之一。

　　“公民身份”是现代的，但公民品性、公民品质是历史的，并非今天才有。在分析国民文化时存在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君主文化、臣民文化这些东西，公民文化只是今天才有，由是缺乏对古代公民文化必要的整理和认知，这是一种积弊很深的误区。其实在古代各个地域文化中，都闪耀过公民文化的光芒。现代公民文化事实上发端于人类历史的前端，古代公民文化精神是今天应汲取的重要文化资源。

　　五、中国国民文化的革故鼎新与弘道养正

　　对中国国民文化不同“文化色谱”的厘析辨异，不仅是一种学术探索，更是现实社会治理的需要。“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根基和前提在于对文化特质和禀性的深切把握，通过梳理辨异，扬长避短，才能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自信”的新型国民文化。

　　(一)成因与积因：正视中国国民文化的历史条件

　　要透析不同国民文化构成的成因—积因而能弘道养正。在社会各领域如何弘扬“人民文化”的有益成分(比如集体行动、集体意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撑，抑制其平抑精英、虚化人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等，是个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臣民文化可在历史文化中找到诸多依据。臣民文化不仅是历史文化熏陶的产物，也是行政文化不断强化的结果。刁民文化则深植于中国民情文化中。中国古代公民文化发端于上古时代，与上古先民们的生存方式有关。生存的压力，对于各种严峻挑战的应战，是形成包括公民品质在内的社会正“鼓励机制”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其实当时各个地域文化都如此。深为马克思赞誉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首领和酋帅作为领袖“必须行为良好才能保持其权力”，“行为如不称职……就足可以有理由把他罢免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逻辑和公共理性。人类早期这种“实绩型”领导行为模式，对后来领导群体形象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解构与重构：注重国民文化变革的时代性

　　对于包括传统国民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一概贬抑或一概赞美，一概否弃或一概承扬，都有失偏颇。应有的科学态度是作审慎甄别、厘清、择优——人民文化需予扬弃，臣民文化需予改造，刁民文化需予摒弃，公民文化需予弘扬。

　　其一，注重现实的形塑力量。林语堂先生曾指出：臣民性格并非是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能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环境制造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其二，重视规制的引导力量。国民行为都是一定规制下的选择。“人制造环境”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三)境遇与际遇：把握国民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

　　中国国民文化建设和国民精神健康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地带。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转型的底蕴，是实现国民文化的深刻变革，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深沉的文化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通过对国民文化特质的厘析和扬弃，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优质的文化资源，更好地实现“文化自信”。这就要从“人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培育国家责任意识;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抑制奴性，强健国民主体性，提高有序的政治参与;从“刁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移，回归淳朴，形成德性健全的诚信社会;从古代“公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移，融铸新的时代精神，强化新的国民担当。当然，任何文化层面的变革，都得耗费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不仅考验一个民族的智慧，更考验一个民族的意志和耐心。

　　中国文化的特质

　　大家都知道，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先向大家“从实招来”。

　　第一，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

　　第二，我也有我的担忧。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首先会把它“窄化”。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面的儒家文化，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第三，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

　　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其实，文化是一种现象、一种特征，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02 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

　　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但是，我这里还要作一个界定，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

　　1.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汉字有的是象形的，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这个在古代中国叫作“文”，用章太炎的说法，这就是最基本的汉字单位“初文”。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

　　但是，这些字不够，就加上会意，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

　　会意还是不够用，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当然六书有六种，但主要的是这三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对于“文”和“字”，有一种自然的感受和联想。

　　古代的“人”字，一看就是人，如果这个人嘴巴朝天，就是“兄”，兄原本不是兄弟的兄，是庆祝的“祝”，人的口朝天是向天“祝”和“咒”的意思。

　　人的嘴巴朝前，又是什么?是哈欠的“欠”。但这个嘴巴如果掉到后面呢?就是既然的“既”，这是吃完了不吃了，所以是“既”，即已经结束了的意思。

　　汉字都非常有意思，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很多特点。简单地说，汉字的使用带来了书法的发达、诗歌声律的发展，比如对偶、平仄等，这些都是单音节的汉字才有的。

　　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2.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这是非常有影响的。

　　我上课的时候，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总搞不清楚，他们说sister，我说，没那么简单，用中国话来说，是表姐、表妹，但是，还是没那么简单。

　　严格说，林黛玉是贾宝玉的姑表妹，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妹，史湘云隔了两代了，更远的表妹。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家族、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

　　简单地说，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

　　一个是“内外有别”。

　　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

　　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

　　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

　　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一个人死了之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放大的家族、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联结起来。

　　而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3. 第三个，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

　　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

　　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4.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

　　阴阳不说了，五行有两大原则。

　　一个是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轮转。

　　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等等。

　　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这是我们先人对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

　　5. 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

　　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

　　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在转，地不转，因此“天道左旋”，当你面朝北的时候，天是朝左转的，你会感觉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极点。

　　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洛阳是大地的中心。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那时候王都在洛阳。洛阳最了不起，特别是，到了夏至那天，“日下无影”。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

　　想象中一圈圈放大，这就是大地的形状，所以有“九服”或者“五服”的说法，每服五百里，两边各有五百里，就是一千里，“五服”就是五千里，大地就是这么方方的。

　　但是，从这里形成的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这就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

　　中国很早形成了“华夷观念”，认为中国人是文明人，周围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接受文明人的教化，就形成了一套“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

　　这个想象和观念逐渐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民族志、地理志里面的文化观念，也形成了政治制度即“朝贡体系”。

　　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可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

　　我一直在讲，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

　　03 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

　　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

　　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

　　从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你会看到很多变化，比如说皇帝变成了总统，满清帝国变成了五族共和的民国，传统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开设议会，建立政党;剪去辫子，穿上洋装;不再叩拜，改成握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解开束缚，走出家庭。

　　以前所谓的“三纲五常”变了，变得很彻底很厉害。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

　　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以前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它代表典雅、礼貌和尊严，也代表着有教养、有文化，现在不再有了。

　　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自从白话文成为主流之后，写信已经不再有典雅方式了，电脑普及，网络流行，语言和文化的格调都没了。

　　比如说，学生给我写信也不署名了，最后来一个“呵呵”，雅俗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

　　第二，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进来以后，使得我们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已经变了。

　　第三，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提倡简体字，使得文字和原来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更拉大了。

　　简体字虽然方便学习，但是离开原来的“形”，越来越像抽象符号，传统汉文化里面，通过形象的文字思考、书写和表达的这个因素，就发生了问题。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

　　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

　　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

　　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

　　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

　　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上述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理解、重新更新的时代。

　　04 “文化”与“文明”有何区别

　　我今天一再强调，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这样一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才会缓解长期以来的焦虑和紧张。

　　我这里想引用一位德国学者伊里亚斯的见解，他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中提出，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

　　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接下来伊里亚斯又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有规则”等词语相连。

　　就好像说，我们经常拿着球来玩，这没问题，但是对不起，一旦你上了篮球场就不能用脚随便踢，上了足球场就不可以用手抱(除了守门员)，很多人在一起玩就要有规则。虽然“文化”是让你随心所欲表现自己特色的，但“文明”是给你一些限制和规则的。

　　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我们就不必对全球化和现代秩序恐惧，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文化会被侵蚀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普遍的文明和规则中，守护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再接下去，我还必须说明，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

　　毫无疑问，文明始终是在不断侵蚀文化，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文明”常常是在前进的，时时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这两者怎么协调?

　　我们今天讲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能够保存好特别的文化，同时在现代文明的时代，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

　　比如说，我们在接受和赞美科学的同时，对于阴阳五行能不能有一些同情的、历史的理解?

　　又比如说，我们在接受普遍的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对传统中国的家、家族、家国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有一点历史的理解?

　　再比如，我们能不能在接受新的文明的时候，对传统宗教也能够有一些温情?同样，我们能不能够在接受万国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能对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历史习惯有一点点理解?

　　我本人是研究历史的，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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